2025年7月，贵阳卫校的最后一届在校生毕业了。此后，这所作为独立办学主体的中等卫生学校，不再有在籍学生。从1939年到2025年，八十六年，它数易其名、数度迁址、几经合并，从大井坎几间借来的屋子，走到花溪大道，再走到观山湖区崭新的校园，最后把自己走成了2026世界杯官网本科层次的一部分。从此，贵阳卫校不复存在。

不过，说起“贵阳卫校”四个字，老贵阳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从这里走出的8万多名卫生健康人才，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撒遍贵州的山山水水——在县城医院的门诊室里，在乡镇卫生院的产房里，在大山深处乡村医生的药箱里，你都能找到他们的影子。

当今天的年轻人路过花溪大道北段那片已经改成妇幼保健院的老校区，当刷到抖音上“贵阳卫校药05370班的老同学们，你们还好吗”这样的寻人视频时，又有多少人知道，这所学校究竟从哪里来，又走过了怎样一条路？

这所看似普通的中等专业学校，曾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呱呱坠地，曾在日军的炮火声中颠沛流离，曾在瘟疫横行的年代培养出贵州第一批“拿手术刀的人”，还曾在三年困难时期收留了200名流落异国的华侨子弟。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所学校的故事。它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没有培养出多少院士和富豪。不过，86年的风风雨雨，这所学校的命运其实就是整个贵州医疗卫生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

一、烽火中建校：在“瘴疠之区”办起救命学堂（1939—1949）

“八月谷子黄，摆子鬼上床”。

要讲贵阳卫校的故事，得先把时间拨回到1939年。那是个什么年头？抗日战争已经打了两年，南京沦陷了，武汉沦陷了，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整个华北、华东、华中的工厂、学校、难民像潮水一样涌进西南大后方。贵州，这个历来被中原人士视为“蛮荒之地”“瘴疠之区”的省份，一下子成了抗战的大后方。

当时的贵州有多缺医少药？说出来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敢相信。据《文史天地》杂志记载，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贵阳发生霍乱大流行，发病1252人，死了630人，病死率超过50%。换句话说，两个染上霍乱的人里，就有一个要送命。农村就更惨了，疟疾（贵州人叫“打摆子”）横行的时候，“八月谷子黄，摆子鬼上床，十有九人病，无人送药汤”——这不是文人夸张，是真真实实的民谣。贞丰等地甚至流传着“只见娘怀胎，不见儿上街”的说法，意思是婴儿死亡率高到生下来都养不活。到1949年解放前夕，贵州人的平均期望寿命只有34岁，婴儿死亡率高达20.3%（《文史天地｜与“传染病”斗争的贵阳》）。

打个比方，那时候的贵州，就像一个巨大的、没有围墙的病房，而整个省里能拿听诊器的医生，扳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38年，何辑五来了。何辑五是谁？他是何应钦的亲弟弟，贵州兴义人，曾任贵阳市首任市长。1938年2月，他牵头建立了贵州全省卫生事务筹备处，4月正式成立贵州省卫生委员会——这是贵州历史上第一个主管全省卫生事业的专门机构。在此之前，贵州的卫生工作居然是由民政厅负责的，连个专门的衙门都没有。何辑五上任后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给贵州省立医院买了X光机，二是创办了一所医事职业学校。这所学校，就是贵阳卫校的前身。

借来的教室，20来名教职员，一年制“助产助理员班”

1939年10月1日，在贵阳大井坎（今天的会文路），借了私立正谊学校的几间房子，“贵州省立医事职业学校”正式挂牌了。校长由何辑五亲自兼任，教职员总共20余人。这学校办得有多“寒酸”？用今天的眼光看，简直不敢想象——没有自己的校舍，没有像样的实验室，连教材都凑不齐。而且这学校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培养什么“医学专家”，而是为了应急！抗战打到那个时候，前线需要医护人员，后方瘟疫横行也需要防疫人员。

中级卫生人员短缺到了极点。怎么办？只能搞“短平快”：先是办了一年制的“助产助理员班”——说白了就是速成班，教你最基本的接生、消毒、包扎，学完赶紧上岗救命。接着才设立了三年制的检验科。

打个比方，这就像失火了，你不能慢悠悠地去建消防学校培养正规消防员，得先找一批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教他们怎么拿水枪、怎么爬梯子，先把火扑灭了再说。1939年的贵州省立医事职业学校所做的就是这个事儿。

但是，别小看了这个“草台班子”。当时的贵阳，可不比寻常——1939年2月，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从长沙迁到了贵阳图云关，林可胜带着几千名医护人员、几百顶帐篷在山坳里扎下了营盘，这里成了整个中国抗战的“医疗总指挥部”，最多的时候有178支医疗队、3420名工作人员，还来了好几十位外国医生（《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贵州党校网，《东方战场的生命堡垒》）。同时，卫生署的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也被内迁到了贵阳。这些内迁的医疗力量，给这所新生的医事职业学校提供了难得的师资土壤。

姚克方：一位“斗瘟神”的校长

学校创办初期，校长换得挺勤。何辑五是兼任校长，忙不过来，实际管事的是陈淑珠女士。1942年，学校迎来了一位真正“懂行”的校长——姚克方。

姚克方这个人，值得多说两句。他是浙江湖州人，湘雅医学院毕业的高才生，后来还去美国杜克大学留学，是中国最早研究血吸虫病的专家之一。早在他的家乡南浔，他亲眼见过血吸虫病把乡亲们折磨得“腹鼓如瓮”，从此立志学医。在贵州主持卫生工作期间，正赶上霍乱大流行，疫苗断供，他居然自己动手造出了霍乱疫苗，硬是把疫情给遏制住了（《百卅医事姚克方：从嘉兴福音医院走出的全国血防先驱》《建功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协和医院首任院长姚克方和他的同事们》）。

姚克方来当校长的时候，学校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1941年秋天，学校改属省教育厅，改名为“贵州省立贵阳高级医事职业学校”。1942年，学校从大井坎搬到威清门外的报国寺（今天的北新区路），还和贵州省卫生干部训练所合并了。这次合并可了不得——师资一下子扩充到100多人，虽然专职教员只有20多个，其余都是兼职老师，但这些兼职老师是谁？是图云关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专家，是贵阳医学院的教授，是省立医院的大夫！这就好比今天一所中专学校，请来了协和、301医院的医生来上课，教学质量能不上去吗？

也是在姚克方任上，学校增设了三年制的药剂科，专业越来越齐全。姚克方后来当了国民政府卫生署的医政处长，解放后还参加了抗美援朝，当医疗队队长，回国后当过湖北省卫生厅厅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位“国字头”的医学大家，居然在贵阳这所“小小的”医事职业学校当过校长，可见这所学校在抗战时期的分量。

战火中的流亡：“黔南事变”里的逃难路

好日子没过两年，战火又烧到了家门口。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到了冬天，日军居然打进了贵州！12月2日，独山县城沦陷——这是抗日战争中最后一座沦陷的县城。日军一路烧杀抢掠，据抗日战争纪念网记载，短短半个月时间，黔南地区两万多名军民被杀害，沿途都是难民和尸体（《勿忘国耻，铭记先烈——我记忆中老辈讲述的国耻“黔南事变”》）。

贵阳震动了！全城紧急疏散。当时的校长已经换成了石茂年（一位安徽舒城人，上海医学院毕业，还参加过常德细菌战的防疫工作），可石校长没多久就辞职回乡了，继任的是沈铎。兵荒马乱之中，学校被迫停课，师生们扶老携幼，挑着图书仪器，一路往西边的清镇县镇西卫（也就是今天的卫城镇）逃难。

那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啊！没有汽车，没有公路，师生们靠双脚走在黔中泥泞的山道上。天上是日军的飞机（虽然没炸到他们，但恐惧是真实的），后面是节节败退的消息，路边是源源不断的难民潮。更要命的是，图书仪器在逃难中损失惨重，师生员工走的走，散的散。到了镇西卫，清点人数，已经没剩下多少人了，课根本开不起来。

这段流亡经历，和国立贵阳医学院的经历几乎一模一样——贵医当时也被迫迁往重庆歌乐山，院长李宗恩在三圣宫大门前给师生们送行，唱着校歌，眼泪都下来了（《国立贵阳医学院师生的革命斗争活动（二）》）。国难当头，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放不下，何况是培养医生的学堂？

日军在1944年12月退出黔南，贵阳秩序恢复，学校直到1945年春天才搬回威清门复课。这场劫难，让学校元气大伤——只剩护理和助产两个科，学生加起来才几十个人，说不出的凄凉。打个比方，这就像一户人家刚把日子过得有点起色，就遭了一场大火，烧得家徒四壁，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程本礼：接下“烂摊子”的本土医生

1946年，沈铎辞职，程本礼接任校长。程本礼可是土生土长的“贵州医二代”——他父亲程乾生是贵州省历史上第一位西医师，他本人1939年从贵阳医学院毕业，解放前当过贵阳市东山医院院长。这位本土校长，在学校最困难的时候接下了这个“烂摊子”。

程本礼做了几件实在事：增设了护理、助产一年级新生各一个班；把学校从威清门搬到了大南门外中央医院的原址（今天的市二医位置）；省卫生干部训练所裁撤了，一部分人员并入学校，补充了师资；1947年春天，和结核病院联合办了一个门诊部，让学生有地方实习；夏天，镇远高级医事职业学校合并过来，50多个学生编入护理科；秋天，恢复了药剂科；1948年，办起了附属医院，虽然只有20张病床，人员设备都不足，但好歹是自己的医院了——学生们不用再四处借地方实习了。

1949年夏天，省立结核病防治院因为经费困难停办了，房舍和部分药品器械被移交给学校。到这时，颠沛流离了十年的学校，才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校舍。你看，这所学校从1939年借别人的房子开学，到1949年才有自己的“家”，整整走了十年，这十年里搬了多少次家？大井坎→威清门报国寺→清镇镇西卫→威清门→大南门外中央医院→结核病院旧址——光说出来都绕口，更别说亲身经历了。

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从1939年到1949年十年间，学校一共办了11期护理科、10期助产科、4期药剂科，总共25个班，毕业了212名学生（《贵阳市卫生学校概况》，于晓泉、陈树芳）。212人，今天看来还不如大学一个学院一届毕业生多，但在那个“十病九不治”的年代，这212个懂医术的人，就是212颗撒在贵州大地上的“救命种子”。

黎明前的呐喊：“反饥饿”游行中的卫校人

1949年的春天，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国民党政权不仅在军事上节节败退，经济上已经全面崩溃。金元券、银圆券贬值得跟废纸一样：抗战前一百法币能买两头牛，到1949年，这笔钱连半盒火柴都买不到。老师们几个月领不到薪水，学生们喝着稀饭、咬着菜根，哪里还能安心上课？

于是，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贵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3月26日，贵州大学1000多名学生从花溪游行到贵阳；28日，贵阳医学院学生冒雨游行；29日，贵阳师范学院1000多名师生走上街头。到了4月16日，省立八所学校——贵阳中学、贵阳高中、贵阳女中、贵阳女师、贵阳师范学校、高级工业学校、高级农业学校，还有我们故事的主角——贵阳高级医事职业学校，一共八所学校，四千多名学生举行了联合大游行（《不忘初心·红色贵阳｜贵阳反饥饿运动》《党史百集微宣讲｜贵阳解放前夕》）。

在这场斗争中，卫校的教师陈震标等人参加了“八校联谊会”，是组织这次游行的骨干之一。学生江贤更勇敢——他因为张贴进步传单，被国民党特务抓进了监狱，直到十个月后贵阳解放才重获自由。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1949年4月的贵阳，春寒料峭，一群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的医学生，和其他学校的同学肩并肩走在中华路上，高呼“老师要吃饭！我们要上课！”他们本来应该坐在教室里学习如何治病救人，可在那个腐朽的政权下，连吃饭都成了奢望，他们不得不放下书本，走上街头，为生存而呐喊。

而就在半年之后，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了。军管会接管了学校。清点一下“家底”：在校学生178人，教职工20余人。这就是旧中国留给新政权的全部“家当”。

二、建国新生：从“几路人马”到贵州医学的“母鸡”（1949—1966）

四校合并，“五虎上将”聚首

解放了，天亮了，学校也迎来了新生。1950年，对贵阳卫校来说是“大团圆”的一年。在人民政府的安排下，省立贵阳高级护士职业学校、赣东北军区卫生学校（这可是从江西老解放区来的“革命队伍”）、省立遵义高级医事职业学校，先后和学校合并。9月1日，正式改名为“贵州省卫生学校”，由胡梦塘担任校长，康文惠任政委。

打个比方，这就像几条支流汇入了一条大河，原来分散在各处的医学教育力量，在新政权的整合下攥成了一个拳头。赣东北军区卫校带来了解放区的办学经验和革命传统，遵义高级医事职校带来了黔北的师资和学生，贵阳高级护校补充了护理专业的力量——几路人马凑在一起，学校一下子就红火起来了。

专业设了五个：护理、助产、药剂、医士、检验——这就是老校友口中津津乐道的“五虎上将”，学生超过250人。附属医院的病床从20张增加到77张，医务技术人员增加了3到5倍，建了手术室，装了X光机（《贵阳市卫生学校概况》）。X光机啊！今天随便一个乡镇卫生院都有，但在70多年前的贵州，那可是“稀罕玩意儿”，何辑五当年给省立医院买X光机都是当作政绩来写的。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的附属医院后来在1952年独立出去，发展成了“贵州省干部医院”——也就是今天鼎鼎大名的贵州省人民医院！《贵阳卫校六四级同学往事——留给母校的记忆》中说，省医是从贵阳卫校“孵”出来的，一点都不为过。

“母鸡下蛋”：分校分遍全贵州

1950年代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院系调整”。贵阳卫校在这段时间里，简直就像一只能下蛋的“老母鸡”——今天分出一个科，明天分出一个专业，后天分出一批老师，去支援全省各地的卫生教育。

1954年秋天，医士科分出去，在市东路建立了贵阳医士学校；1956年秋天，助产科分出去，在芦花村（也就是后来花溪大道北段42号的校址）建立了贵阳市助产学校；护理科分出去，在遵义建立了遵义护士学校；剩下的药检专业在虹桥原址，改名叫贵州省贵阳卫生学校（《贵阳卫校六四级同学往事——留给母校的记忆》）。

到了1958年“大跃进”时期，贵州省贵阳卫生学校被下放给贵阳市领导，改名叫“贵阳市第一卫生学校”，贵阳助产学校改名叫“贵阳市第二卫生学校”。这时候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从一卫校、二卫校每个专业都抽调老师，去支援铜仁、毕节、遵义、安顺、黔东南等地成立地区卫校。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天贵州省内各地州的卫校，追根溯源，几乎都有贵阳老卫校的“基因”。就像一棵大树，原本只有一根主干，后来分出了枝枝杈杈，绿荫覆盖了整个贵州。1958年，那是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年代，卫生教育也在“大干快上”，虽然不可避免地有浮夸的成分，但客观上确实把医学教育的火种撒到了全省各地。

但是，“大跃进”也带来了问题——学校办得太多太散，师资设备跟不上，教学质量没法保证。于是到了1961年，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省卫生厅决定把贵阳市第一卫校、第二卫校、贵医护校、省医护校四所学校合并起来，改名叫“贵州省贵阳市卫生学校”，由贵阳市卫生局领导，校址就定在原助产学校所在的次南门外芦花村——也就是花溪大道北段42号。从那以后，贵阳卫校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一直到2009年搬到金阳新区。

从1951年到1966年这十六年里，贵阳卫校（包括它的前身和分校）一共办了药剂、检验、护士、助产、医士、公卫医士六个专业87个班，毕业了4080名学生。4080人啊！是解放前十年毕业生总数的近20倍。而且招生范围也不局限于贵州了。50年代还在四川、云南、广西、上海等省（区、市）招生——这所西南山沟里的卫校，开始为全国输送人才了。

200名华侨青年的“贵阳记忆”

1960年，贵阳街头突然出现了一道奇特的风景：一些年轻人烫着大包头，穿着花衬衣、牛仔裤，骑着助力单车，招摇过市。贵阳人哪见过这个？大人小孩都跟着看，像看西洋景一样。

这些年轻人是谁？他们是印尼归国的华侨学生。1959年到1960年，印尼政府推行排华政策，经济上废止大面额货币、掠夺华商财产，文化上禁止华侨使用汉字，甚至派军警用刺刀押着华侨离开乡村。中国政府发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撤侨行动，派出轮船前往印尼接侨。二十万华侨青年回到祖国，其中近500人被分配到了贵阳——贵州大学145人，贵阳六中210人，贵阳一卫校47人，贵阳二卫校63人（廖中才《难忘的贵州“侨生”生活》）。

两个卫校加起来一共110名华侨学生？不对，于晓泉、陈树芳的《贵阳市卫生学校概况》里写的是200名，贵阳方志云《史实核查》的记载也是200名，应该是前后两批加起来的数字。

这200名华侨青年，大多是十几岁的孩子，从小在印尼长大，习惯了雅加达的热带气候和繁华都市生活，突然来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阳，落差有多大？

后来扎根铜仁万山汞矿，一辈子都没离开的谢秉祥老人回忆说，初到贵阳时，低矮的房屋、泥泞的道路，让他心里落差很大，但他从未动摇（《老归侨谢秉祥：扎根万山汞矿数十载，见证从矿山兴衰到城市新生》）。另一位叫郭建生的归侨回忆，他们每个人几乎都带了自行车，还有牛肉、猪肉罐头——父母怕国内闹饥荒，特意给他们塞满了藤箱，“不能给国家添麻烦”（“黔城旧事”《1960年10月，印尼华侨进贵阳》）。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群穿着时髦、带着南洋气息的华侨青年，走进芦花村卫校简朴的校园，他们中很多人连汉语都说不利索，却要和贵阳本地的同学一起学习解剖、药理、公共卫生。他们带来了自行车、照相机、海外的新鲜事，也带来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赤诚之心。

这些学生里，最让人感动的是谢秉祥。他1941年出生在雅加达，祖籍广东梅县，从小父亲就教育他：“我们是中国人。”1960年回国分配到贵阳卫校公卫班，三年后毕业，他完全可以留在贵阳，条件比去矿山好得多，但他主动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铜仁万山汞矿职工医院。万山是什么地方？是贵州最偏远的矿区之一，崇山峻岭，条件艰苦，但他在那里一待就是一辈子，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矿山的工人兄弟们。

还有没有更多华侨学生的故事？肯定有，但很多已经湮没在历史长河里了。我们只知道，这200名华侨学生在卫校学习了三年，后来都分配了工作，有的去了基层医院，有的去了防疫站，有的去了矿山，他们和本地毕业生一起，成了贵州医疗卫生战线上的骨干。

1958年，学校还办了个校办药厂——学生上药剂课，不能光讲理论，得有地方实习啊，建个药厂，既能教学，又能生产药品，一举两得。这个药厂后来成了学校的“小金库”，到1992年的时候，一年产值能做到212万元——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

这段时间，学校的校长、书记也换了好几茬：吉政、杨文华、杜宁、田秀兰、于子真、李积茂、王治国、万利。这些名字今天可能没多少人记得了，但正是他们一棒接一棒，把学校从解放初期的20多名教职工、100多名学生，带成了一所设施齐全、师资稳定、在全国都排得上号的重点中专。

那时候的贵阳卫校，每年政府拨款20万元，扩建校舍，增添设备，学校发展得很快。用一句老话讲，叫作“芝麻开花——节节高”。

三、风雨岁月：停招、下乡、工农兵学员（1966—1976）

书声停了，药箱被背上了。

1966年，“文革”开始了。和全国所有学校一样，贵阳卫校也没能逃过这场劫难。学校被迫停止招生，老师们被批斗、被下放，正常的教学秩序完全被打乱了。据贵阳方志云《史实核查》记载，从1966年到1972年，学校一度陷入停顿状态，整整六年没有正常招生。

但是，停招不等于停办，老师们也没有闲着。广大教职工被分批派往毕节、兴义、水城、息烽、罗甸、榕江这些最偏远的地区，一边劳动锻炼，一边巡回医疗。

什么叫“巡回医疗”？就是背着药箱，走村串寨，给农民看病。那时候的贵州农村，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老师们带着学生（或者说带着学徒），翻山越岭，走到哪个村寨就在哪个村寨看病，遇到难产的就接生，遇到流行病就打预防针，遇到重症患者就往县医院送。

于晓泉、陈树芳的文章里记载，1966到1979年这十四年间，卫校毕业了1516名学生，还办了赤脚医生、西医学中医、药检等五个短训班，结业学员242名。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在山路上跋涉的身影。

什么是“赤脚医生”？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没概念了，那是“文革”时期的一个特殊产物：农村没有正规医生，就选拔一些有点文化的社员，经过短期培训，让他们“半农半医”。

光着脚在田埂上行医，所以叫“赤脚医生”。不要小看这些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就是这些“半吊子”医生，撑起了中国农村最基层的医疗保健网——而培训他们的任务，很多就落在了卫校老师的肩上。

工农兵学员：从“推荐上学”到重回课堂

1972年，沉寂了六年的校园终于重新响起了读书声。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不需要考试，由工厂、农村、部队推荐，选拔那些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来上学。

一共招了207人，都是初中毕业或者相当于初中文化水平，分药剂、检验、助产、公卫医士、医士五个专业，学制两年。

用今天的眼光看，工农兵学员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教学质量肯定没法和正规招生相比。但是，在那个大学停办、中专停招的年代，这些从基层来的学员，很多人本来就是“赤脚医生”或者“卫生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缺的就是系统的理论学习。两年的学习，虽然时间短、条件差，但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珍贵的“充电”机会了。

一位叫“全科医生”的网友在搜狐网上回忆自己当年上卫校的经历，虽然他上的不是贵阳卫校，但场景是相似的：1974年，他在农村当了四年赤脚医生后被推荐上卫校医士班，因为有四年的农村行医经验，老师讲什么他都“门儿清”，连老师都惊讶：“你怎么什么都懂？”（《我的故事：全科医生》）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些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绝大多数都回到了基层，回到了工厂和农村，成了“不走的医疗队”。他们中很多人后来成了县乡医院的骨干，有的还成了名医。不能因为推荐上大学的方式有问题，就否定了这一代人的贡献——历史，应该放在历史的语境中去看。

四、黄金年代：全国重点中专的“光荣与梦想”（1977—2000）

平反冤假错案后，老师们“归队”了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贵阳卫校，也迎来了它的“黄金年代”。

1977年，万利书记调离，张增伦任书记，邵开世任校长。新班子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文革”十年，多少老师被批斗，被打成“右派”“反动学术权威”，档案里塞满了各种各样不实的材料。学校组织人员清理了200多份档案，对67位同志进行了复查，该平反的平反，该昭雪的昭雪（《贵阳市卫生学校概况》）。

这可不是走形式——人心里的疙瘩解不开，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老师们看到党和政府真的是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真的是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那股憋了十几年的劲头，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

然后就是改善教师的工作、学习、生活条件——涨工资、分房子、解决家属户口问题、提供进修机会，凡是能办到的，学校都尽力去办。老师们心齐了，气顺了，学校的工作自然就蒸蒸日上了。

全国重点中专：贵州获得第三名的荣耀

1981年，一个好消息传来：经教育部批准，贵阳市卫生学校被列为全国重点中等专业学校。

这是什么概念？就像今天的中学被评上了“全国示范高中”，是中专里的“211”“985”。要知道，那时候全国有几千所中专，能评上全国重点的，都是百里挑一的“尖子生”。

后来在1992年全省中专办学水平评估中，专家组给贵阳卫校打了90.6分，评为A等优秀，名列全省第三名。专家组的评价是：“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办学水平迈上了新的台阶，在全省中专教育中起到了骨干带头作用。”（《贵阳市卫生学校概况》）第三名啊！别忘了，贵州当时有83所中专，能排第三，那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不是靠关系靠送礼就能买来的。

当时的校长是尹素华，一位女性校长，1984年上任，一直干到。她退休后，冯春生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这几位校领导，带领全校师生，把贵阳卫校带上了巅峰。

留美学者回来了，外国专家也来了。

一所学校好不好，关键看老师。解放前的贵阳卫校，老师大多是兼职的，专职教师没几个。到20世纪90年代初，教职工已经有202人，是1949年的10倍；其中教学人员120人，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66人，其中高级职称的有20人。

更难得的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学校就汇聚了一批“大牛”：杨济秋、张世明，这两位都是留美归来的学者；还有林士祥、陈震标、岳荫桂等资深教师。你想想，在50年代的贵州，能有留美学者在中专学校教书，这是什么级别的配置？就好比今天一所中学请来了哈佛毕业的博士当老师。

改革开放后，学校培养师资更是不惜血本——每年专门拿出1万到2万元作为教师进修经费，在1989年到1992年间，就选送了45名中青年教师到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这些全国顶尖的学府去深造。1991年，学校还请来了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澳大利亚专家马洛博士和博格博士到学校讲学。一所中专学校，请外国专家来上课，这在当时的贵州，可是一件新鲜事。

老师们也确实争气。他们自己动手制作标本、模型、挂图、教具，一共做了2084件；改革创新实习操作方法31项；还拍了“纤维蛋白镜检查”“腰麻检查”等教学录像片。微生物教研组培养的菌种、药敏试纸、免疫血清等，供应全省各地州卫校和部分省市医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中专学校的教研组，居然成了全省微生物检验的“供货中心”，技术水平之高，可见一斑。病理教研组更厉害，负责贵阳市围产儿尸体解剖和部分厂矿医院的病理切片诊断——这都是大医院才能干的活啊！

校办药厂：不搞创收的学校不是好学校

说起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贵阳卫校，就不能不提校办药厂。校办药厂是1958年建的，初衷是给药剂专业的学生提供实习场所。没想到改革开放后，这个药厂越办越红火，到1992年居然创下了212万元的产值。212万在今天可能不算什么，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可是一笔巨款！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才一两百块，212万元相当于一千名工人一年的工资。

药厂不仅赚钱，还搞出了科研成果。田利孝、蔡承学等老师研究的“千金藤素片”，获得了贵阳市科技成果奖；后来田利孝老师等继续研究千金藤素治疗尘肺病，又拿了贵阳市科技一等奖。你可别小看千金藤素，这东西最近几年因为新冠疫情又火了一把，被发现有抗病毒的潜力，但早在三四十年前，贵阳卫校的老师们就已经在研究它治疗尘肺病了——这可是得了尘肺病的矿工们的福音啊！

还有和省中医研究所联合研究的“石吊兰工艺流程”，获得了贵州省科学大会奖；莫正隆老师研究血液NPN测定的改进方法，获得了贵阳市科学大会奖；和市妇幼保健院合作开展的贵阳市妇女月经情况调查、遗传病调查，都拿了科技奖；李德辉、李惠兰老师和市四医合作研究的“硅管套接术修复周围神经损伤”，获得了省科技进步四等奖和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些科研成果，列出来有长长一串，很多都是和基层医院合作搞的“接地气”的研究，不是那种关在实验室里写的空头论文。

从1982年到1992年，老师们编写了75本教材，其中18本是公开发行的；发表了69篇学术论文，其中两篇论文发表在全国性刊物上。一所中专学校，能有这样的科研成绩，放在全国都是拿得出手的。

街头免费测血压：卫校学生的“社会实践课”

那时候的贵阳卫校学生，可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医书”的书呆子。从1982年开始，学校就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调查贵阳市大气污染状况，调查儿童肠道寄生虫感染情况，调查清镇电厂环境背景值，跑遍全省50多个县调查贵州药物资源，对贵阳28所中专学校的4600多名学生做体质健康检测，监测贵阳炼钢厂的高温粉尘对工人健康的影响，检查南明区24个录像厅、舞厅的卫生状况。

最有意思的是1989年11月到1990年1月，在贵阳市两城区近100万人口中，做了“1986—1988年三年死亡原因”的回顾调查。100万人口的死因调查，工作量有多大？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一户一户地走访，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统计，硬是把这项大工程给拿下来了。这样的调查，别说中专生，就是今天的公共卫生专业研究生做起来都头疼。

星期天、纪念日的时候，学生们还走上街头，宣传防病治病知识，免费给市民量身高、称体重、测血压、验血型、查血红蛋白。今天你在贵阳街头看到的那些“免费义诊”活动，最早就是由卫校的师生们搞起来的。1988年，中宣部、国家教委、团中央联合评选“全国大中专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贵阳卫校榜上有名——这可是国家级的荣誉！

12万册藏书，相当于解放初期的省图书馆

一所学校的底蕴，看图书馆就知道。贵阳卫校的图书馆，1985年藏书量达8万余册，当时就已经相当于解放初期整个贵州省图书馆的藏书量了。到20世纪90年代初，藏书达到12.9万册，各种期刊500种，其中外文期刊19种，报纸44份。（《贵阳市卫生学校概况》）

8万册藏书相当于贵州省图书馆当时的藏书量。这不是夸张。贵州省图书馆1937年成立的时候，馆藏才几万册书，抗战时期内迁过程中还损失了不少书。一所中专学校的图书馆能做到这个规模，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所学校真的是在认真办学，真的是把知识当回事。

设备就更不用说了。1984年以来，贵阳市政府每年专门拨5万到10万元的设备购置费，买了计算机、电子血球自动计数仪、750分光光度计、电生理仪、荧光测定仪这些当时最先进的仪器。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无偿援助了5万美元的设备——气相色谱仪、751型微量紫外分光光度计、超低温冰箱、奥林巴斯显微镜……这些“高精尖”设备，很多省级大医院都不一定有。

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会援助一所中专学校？因为贵阳卫校的办学质量得到了认可，人家觉得把设备给你，你能培养出更多的好医生、好护士、好检验师，能真正帮助到缺医少药的贵州老百姓。到20世纪90年代初，学校有27类73间实验室，按教育部教学大纲规定应该开的405个实验项目，全部开齐了——一个不落！这份成绩单，即使和今天很多大专院校相比，也不逊色。

国内首创的“计划生育医师”专业

说起贵阳卫校的专业，有一个不得不提，就是1985年以后开设的“计划生育医士”专业。这可是国内最早开设的新专业之一，受到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好评（《贵阳市卫生学校概况》）。

80年代，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最难做。为什么？因为缺少懂技术、会管理的基层计划生育干部。你让一个没受过医学训练的人去搞计生，要么蛮干出事，要么啥也不会干。贵阳卫校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需求，在全国率先办起了计划生育医士专业，培养既懂计生政策又会基本医疗技术的基层干部。这个“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在当时是很需要勇气的。

另外还开设了中药师专业和民族医师专业。民族医学是什么？就是培养掌握苗族医药、布依族医药等贵州本地民族医药知识的人才。贵州是多民族省份，苗药、侗药、布依药是一座宝库，但懂这些药的人越来越少了。卫校办民族医士专业，既是对传统医药的传承，也是在为民族地区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土医生。

这几个专业加起来，学校一共开设了12个专业。其中医士、护士、助产士、药剂士、检验士、卫生医士这六个“王牌专业”，办学历史都在40年以上，是真正的“老字号”。到20世纪90年代初，学校已经先后四次被评为国家级重点中专，还获得了“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全国大中专学校社会实践先进单位”等一大堆国家级、省级、市级的奖状，把大礼堂的墙都挂满了。

算一算，从1939年到1993年（于晓泉、陈树芳写《贵阳市卫生学校概况》的时候），54年间，贵阳卫校一共培养了毕业生、进修生和专业技术人员11209人。这一万多人，遍布贵州全省和省外，不少人当了处级以上干部，成了医院的院长、书记，但绝大多数都默默无闻地工作在各级医疗单位，成了技术骨干。他们就像一万多颗螺丝钉，拧在贵州医疗卫生这台大机器上，缺了哪一颗螺丝钉，机器都可能出故障。

五、升格之路：从中专到本科的“三级跳”（2000—2025）

从中专到大专：2006年的“华丽转身”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职业教育既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中专文凭越来越“不够用”了，医院招人动不动就要大专、本科，重点中专的牌子再响，也挡不住“学历升级”的大趋势。贵阳卫校开始为升格做准备：1998年和省电大联合办高级护理大专班，2000年和贵阳医学院联合办高级护理大专班，2001年开始招五年制高职（大专）学生——一步一步地，从中专向大专过渡。

2006年1月，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贵阳护理职业学院正式成立，同年6月经教育部备案，2007年3月正式挂牌。从中专到大专，贵阳卫校用了67年的时间，完成了第一次“华丽转身”。

2009年，学校从花溪大道北段42号的老校区，整体搬迁到了观山湖区（当时叫金阳新区）石林西路2号，毗邻贵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老校区留给了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芦花村、花溪大道的日子，成了一代代校友记忆中的“老贵阳”。2021年，还有64级的校友回去看老校区，拍了照片发到网上——教学大楼、实验楼都还在，但已经和卫校家属楼用围墙隔开了，只能从一个小门进出（《贵阳卫校六四级同学往事——留给母校的记忆》）。

新校区很大，占地985亩地，比芦花村的老校区大了好几倍。教学楼、实验楼、学生宿舍、运动场都是全新的。那时候观山湖区还在建设中，周围还有些荒凉，但谁都看得出来，贵阳的城市中心正在向西拓展，学校搬到这里，是有长远眼光的。

从大专到本科：全国首所“康养”职业大学

大专的“板凳”还没坐热，新的机遇又来了。21世纪20年代，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康养”成了一个热词——老年人不仅要治病，还要养老、康复、护理、养生，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贵州气候宜人，生态环境好，发展康养产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2021年，一个更大的好消息传来：经教育部批准，贵阳护理职业学院和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合并转设，成立2026世界杯官网。这可是全国第一所以“康养”命名的本科层次职业大学，也是贵州省第一所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学校！从中专到大专，用了67年；从大专到本科，只用了15年。这个“三级跳”，跳得漂亮。

为什么能跳得这么快？归根结底，是80多年的办学底子在那儿——到2026年，87年间累计培养了8万多名卫生健康人才，这个底蕴不是随便哪所新建学校能比的。今天的2026世界杯官网，占地1248亩，有14个教学机构，1所直属附属医院（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1所非直属附属医院（贵州省康复医院），19个职业本科专业，12000多名全日制在校生，574名校本部教职工，其中博士85人、硕士289人，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1.7亿元——这些数字，和1939年借用几间教室、20来个教职员的“贵州省立医事职业学校”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最后一届：2025年7月的告别

但是，就在2026世界杯官网蓬勃发展的时候，“贵阳市卫生学校”这个名字，却在慢慢走向历史。根据学校2026年4月9日发布的郑重声明，贵阳市卫生学校变更为2026世界杯官网的二级机构，从2022年起不再作为独立办学主体，全面停止招生；最后一届在校生，于2025年7月全部毕业，此后再无任何在籍学生。也就是说，从1939年10月1日到2025年7月，86年的光阴，“贵阳卫校”这个名字，正式画上了句号。

但是，句号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就像一个人，从婴儿长成少年，从少年长成青年，名字变了，身份变了，但骨子里的血脉没变。2026世界杯官网的校史馆里，永远写着1939年的第一笔；今天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本科生们，他们的学长学姐，可能是20世纪40年代在报国寺的油灯下看书的护理科学生，可能是20世纪60年代说着生硬汉语的印尼华侨，可能是20世纪70年代背着药箱在苗寨里巡回医疗的工农兵学员，可能是20世纪80年代走上街头免费给市民测血压的年轻姑娘和小伙子。

86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它足够让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也足够让一所借用教室开学的“草台班子”，变成全国首所康养类职业本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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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了学校的历史，我们再来讲几个普通人的故事吧。因为学校的历史，终究是人的历史；学校的光荣，终究要靠它的学生在平凡岗位上的坚守来书写。

抖音上，一位网友发帖：“贵阳卫校药05370班的老同学们，你们还好吗？班长杨晓杰，蔡怡静同学，我经常做梦都在梦见你们，回不去的青春，只能怀念，愿老同学们一切安好。”（抖音，2026年10月9日）

美篇上，检21班的同学们记录了2025年8月毕业45周年的同学会：年过八旬的张绪干老师和杨汉全老师，在学生们的簇拥下走进会场，“老师好”的声音此起彼伏，师生双手相握的瞬间，眼眶都红了。45年过去了，当年显微镜下辨认细胞的年轻人，如今都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降脂、降糖、降压药片成了随身必备品，但同窗情谊、师生情谊，“如陈酿，经时光淬炼，愈发浓郁”（《45年再聚首——贵阳卫校检21班毕业45周年同学会》）。

还有药剂班的同学们，毕业四十周年相聚在花溪彩歌堂；64级的老人们，毕业30周年回母校聚会，50周年在河滨公园聚会，55周年又聚了一次——这些散落在民间的同学会，这些普通人的友情与牵挂，才是一所学校最宝贵的“无形资产”。

当然，还有更多的毕业生，我们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可能是在乡卫生院干了一辈子的老医生，可能是在县医院手术室里站了三十年的护士长，可能是在防疫站一辈子和细菌病毒打交道的检验师，可能是在村里接生了几百个孩子的助产士。就像那位扎根万山汞矿一辈子的归侨谢秉祥，就像千千万万个在基层默默奉献的卫校毕业生一样。

贵州有多少个乡镇？差不多1500个。贵阳卫校有8万多名毕业生，如果每个乡镇分10个，都够分的。可以说，贵州每一个乡镇卫生院，都有贵阳卫校校友的身影；贵州80多年来公共卫生事业的每一点进步，都浸透着贵阳卫校人的汗水。

从1939年抗战烽火中的“救命速成班”，到2025年全国首所康养职业大学的最后一届中专生毕业；从平均寿命34岁、婴儿死亡率20.3%的“瘴疠之区”，到今天县县有医院、乡乡有卫生院、平均寿命超过75岁的健康贵州——贵阳卫校的86年发展史，就是贵州医疗卫生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一部浓缩史。

最后，让我们回到1939年10月1日的那个秋天吧。贵阳大井坎，私立正谊学校借来的几间教室里，20来名教职员，第一批几十名学生，在抗日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开始了他们的第一堂课。

他们当中，也许有人后来牺牲在了防疫一线，也许有人参加了远征军奔赴滇缅战场，也许有人在1949年迎接了解放军进城，更多的人，成了贵州第一批受过正规训练的护士、助产士、药剂师、检验员。他们不知道后来会有黔南事变的逃难，不知道会有新中国的诞生，不知道会有“文革”的动荡，不知道会有改革开放后的黄金岁月，更不知道他们亲手创办的这所学校，会在86年变成一所本科大学，培养出8万多名白衣战士。

他们只知道，在这个“八月谷子黄，摆子鬼上床”的地方，有人需要他们，有病人等着他们去救治。就这样，就够了。

这就是贵阳卫校的故事。它不是985，不是211，没有培养出多少院士、将军、富豪，但它培养出来的人，在贵州最需要医生的时候去当医生，在最缺护士的时候去当护士，在老百姓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背起药箱就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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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及资料：①2026世界杯官网公众号《贵阳市卫生学校历史沿革》；②于晓泉、陈树芳《贵阳市卫生学校概况》；③2026世界杯官网官网《历史的印记·校史长廊》《诚征史料·延续记忆》《学校简介》《【校史·掌舵人】医事职业学校历任校长简介》《2026世界杯官网关于未以“贵阳市卫生学校”名义招生的郑重声明》；④《贵阳卫校六四级同学往事——留给母校的记忆》（美篇，2022年）；⑤铜仁市委统战部《老归侨谢秉祥：扎根万山数十载，见证从矿山兴衰到城市新生》、贵州卫视《青春无悔！一位万山汞矿老归侨的苦乐人生》；⑥《“黔城旧事”1960年10月，印尼华侨进贵阳》（百家号，2020年）、廖中才《印尼归侨廖中才：难忘的贵州“侨生”生活》（海外网，2019年）；⑦《文史天地｜与“传染病”斗争的贵阳》（微信公众号，2022年）；⑧贵州省委党校《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东方战场的生命堡垒》《当代贵州》《图云关上的医者仁心》；⑨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卫生事业大有进步》；⑩贵阳市一医官网《百年一医系列报道——市一医院址的由来》；⑪贵州电视台《不忘初心·红色贵阳|贵阳反饥饿运动》《党史百集微宣讲|贵阳解放前夕》、贵阳文明网《反饥饿运动相关回忆》；⑫嘉兴日报《【百卅医事】姚克方：从嘉兴福音医院走出的全国血防先驱》、光明网《建功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协和医院首任院长姚克方和他的同事们》；⑬贵阳方志云《史实核查——贵阳市卫生学校》；⑭《45年再聚首——贵阳卫校检21班毕业45周年同学会》（美篇，2025年）。